快捷搜索:

结局同样悲惨,但为什么商鞅比屈原更成功?

“沧浪之水清兮,可以濯我缨;沧浪之水浊兮,可以濯我足。”这是《楚辞.渔父》中渔父对屈原之语,一说是见其脸色憔悴而规劝,劝其“与世推移”,随遇而安,出而全生;一说是见其萎靡不振而反语,激励其高洁白奉,积极用世,择机入而济世。两种说法,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处世哲学。智慧的隐士渔父“遂去不复与言”,留给屈原一个艰难的选择题。

笔者以为,渔夫的处世哲学,本质上和孔子“出则兼济天下,退则独善其身”有相通之处,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下,是积极的、很有可取之处的。然而,屈原并没有听渔父的,也没有听孔子的。他选择了抱石投江,成全了自己作为文人的人格精神的高洁,也给后人创造了一个节日和一天假期。但作为一个政治家,他是不成功的,他没能一展抱负,推行变法,强国富民。政治是权衡的艺术,政治斗争是残酷的,讲究保全和发展自己的集体,打击和消灭敌人的阵营。

管窥之,屈原在政治上的失败源于他的自恋、恋君和虚幻。屈原是楚国第三大家族的继承者,按说他应该有一大批政治上的追随者和同盟军,而他却孤立独行,“判独离而不服”,“举世皆浊我独清,众人皆醉我独醒。”自恋而执迷不悟的屈原,不屑变通,信守非白即黑、非清即浊,在孤军奋战中,既让众人视之为异类,也让君主对其不再信任,最终将自己逼上绝境。屈原有着完美的政治理想,美好的状态就是“君明臣贤”、“共同治之”,而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,昏庸无能的楚怀王,是荒淫、刚愎自用、反复无常的。

面对这样一个“政治靠山”,屈原相信君主终会幡然醒悟,他选择了从一而忠,却得到了被抛弃而流放的下场。贵族出身,诗人身份的屈原,对世界有着自己艺术的封闭理解,并深深沉浸在自我的虚幻世界中,脱离实际的“上下求索”让他屡屡受挫,现实世界和自身思想的矛盾,让他压抑、恐惧,这些情感在他的诗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宣泄,但最终以投江这种极端的方式爆发了。

与屈原处于同一历史时期,相近的政治背景,相似的变法主张,而真正能游刃有余,千方百计施展政治抱负,取得巨大成功者,当是商鞅了。商鞅深谙清兮浊兮之理,因势利导之道,他知人性明天理,不教条懂变通,为达政治目的,他善权衡肯让步。几个事例就能说明商鞅与世推移而积极用世的高手。

离魏择秦。魏国宰相公叔座病重时对魏惠王说,公孙鞅(商鞅)有奇才,可以任用为宰相,如果不用,一定要杀了他,不能让他去别国。大将军庞涓也多次试探,最后软禁商鞅。在此期间,商鞅在蛰伏中规划自己的政治人生,对试探他的庞涓也是闪烁其词,隐藏才学,幸得魏惠王并不赏识他,才辗转来到秦国。

放弃爱情巩固地位。商鞅是商人之后,没有贵族血统和社会地位,虽然已经得到秦王的信任,但他深知,没有持久的支配性权力,是不能对抗秦国传统贵族势力,为巩固自己在变法中的权力和社会地位,商鞅不得不放弃了与白雪的爱情,而与秦孝公之妹嬴玉结婚。

变法思想和推行过程植根于对社会、对人性的深刻了解。商鞅深知秦国政治诟病和民间疾苦,因此,他的变法思想得到众多普通民众的支持,而终能富民强国,助大秦统一六国。此外,“徙木立信”的小伎俩,轻易地取得百姓信任;“释放人性”,让秦军变成人见人畏的虎狼之师;“阴谋必用阳谋治之”,充分体现了他政治斗争技艺的高超。

以死维护变法成果。秦孝公曾传位商鞅,而商鞅“辞不受”。商鞅是何等聪明的人,他变法得罪了那么多秦国老贵族,孝公一死,自己形单影只,这些老贵族必将反扑,自己难逃也一死。试想,如果商鞅接受王位,自己毕竟只是外人,反扑力量将会更大,自己一死是小,已经取得成果的变法也将夭折;而不接受王位,他作为新王秦惠王和老贵族的斗争焦点,也必将被秦王杀死,以得到贵族的支持,得到更多的权利,进一步巩固皇权。变法取得的效果,秦惠王是明白的,为了强国富民,图谋霸业,变法新政还将被继续推行。因此,以死维护变法成果是商鞅不得不做的最明智的选择。

沧浪之水清兮,可以濯我缨;沧浪之水浊兮,可以濯我足。在那样一个斗争激烈的年代,商鞅相比屈原,虽然都有一个悲惨的结局,但就处世而言,显然商鞅是成功的那一个。

您可能还会对下面的文章感兴趣: